第89章 四羊方尊与楚帛书

    第90章 四羊方尊与楚帛书
    这一天，苏亦陪著苏秉琦先生在湖南博物馆的库房待了一天，主要是研究他们此次到澧县发掘出来的陶片。
    此外，省博考古部主持发掘的澧县三元宫遗址以及安乡县汤家岗遗址出土的陶片，也在研究范围。
    既然苏亦大胆提出一个“汤家岗文化”，作为他的老师之一，苏秉琦不能不重视汤家岗遗址的陶器。
    三元宫与汤家岗两个遗址都是何介均主持发掘的，因此，他最有发言权。
    “在我省现已发掘的原始社会遗址中，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与汤家岗遗址的出土物是最为接近的，汤家岗遗址的早、中期约与三元宫遗址的早、中期相当。
    而它的晚期则要比三元宫遗址的晚期略早，比三元宫遗址的墓葬更要早。因为在后者中，已出现了不少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物。不过，汤家岗遗址的文化內涵是比较单纯的。特別是早、中两期衔接非常紧，估计时间上下不会相隔太远，我们认定其晚期仍属大溪文化阶段。因此，从现有的材料分析，我们初步认为：汤家岗遗址中期墓葬与松滋桂花树、巫山大溪的比较早期的墓葬基本接近，而汤家岗遗址早期的墓葬似比现已发现的其它大溪类型文化遗址的墓葬更早一些。”
    何介均说的比较多。
    但是，总结起来，也比较简单。
    就是他们把汤家岗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
    中期与大溪遗址的早期比较接近。
    那么它的早期，肯定就比大溪文化更早了。
    总结下来，就是汤家岗遗址比大溪遗址年代更加久远。
    然而，从谨慎的角度出发，湖南这边又不好意思把它命名为“汤家岗文化”，然而，他们不好意思，苏亦好意思啊。
    苏亦不仅把汤家岗遗址类型命名为“汤家岗文化”，甚至还把城头山遗址出土的水稻田遗址划为“汤家岗文化”时期。
    对於他这个假设，苏秉琦也不意外，而是笑道，“狐狸尾巴终於露出来了吧，我就知道你不会无的放矢，你梳理湖南新石器时期考古文化序列，就是为了给城头山发现的水稻田遗址解决年代问题吧。”
    苏亦也不隱瞒，“差不多，同时也是为了给彭头山遗址以及八十壋遗址，解决考古文化序列问题。”
    苏秉琦道，“你的野心还挺大，介均他们研究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多年，都不轻易给出考古文化”的定义，你倒好，才来湖南不到半个月，你就捣鼓出来一个考古文化序列，就不担心別人说你大言不惭？”
    苏亦解释，“我心里著急啊，何师兄他们不方便提，只好我先来，再说，我还小，顶多就被师长们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无大碍的！”
    苏秉琦笑起来，“你啊，还是蛮有自知之明的！”
    话虽如此，但是轮到他跟何介均交谈的时候，却说，“苏亦的这个提法，確实是一个不错的思路，你们未来写文章的时候，可以尝试著从这个方面探討一下。”
    何介均连忙摇头，“这如何能行，这是小苏师弟的想法，我怎么能越俎代庖。”
    苏秉琦笑道，“行，这样的话，你俩合作一篇文章吧。这样，总没有问题吧，既然，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就要大胆的写文章，別人认不认同是一回事，你提不提又是另外一回事。”
    话都到这个份上了，何介均怎么会拒绝，“能够与苏师弟合作，是我的荣幸！
    ”
    苏亦笑道，“不，这是我的荣幸。”
    实际上，苏亦也没有胡诌，他只是把前世已经確定的事情，提前拋出来而已，就好像他澧县之行，把城头山、彭头山、八十壋三个遗址提前试掘是一样的道理。
    他跟苏秉琦，在库房一待，就是一天。
    期间，俞伟朝跟许婉韵也都过来，一个人陪上午，一个人陪同下午，甚至，许婉韵还亲自给他们送午饭到仓库这边。
    第二天，苏秉琦先生就没法继续待库房了。
    因为拜访者，络绎不绝。
    大部分都是湖南博物馆方面的人，省博方面，除了何介均跟袁家嶸两位是北大的学生，实际上，不少人都跟北大有关係，比如，高至僖、周世荣、吴铭生等人，五十年代在北大举办的“黄埔四期”培训班，他们都有参加，这种情况之下，苏秉琦这个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过来，他们哪有不过来拜访的道理。
    当然，也不局限於省博这边，就连长沙文物工作队也有人过来，反正整个湖南考古文物系统，但凡跟苏秉琦有过交往都上门拜访，老先生在学界的影响力太大，拜访者眾多，想要继续待在库房搞研究，不现实。
    不仅如此，隨著拜访者太多，苏秉琦在长沙的事情，又扩散出去。因此，一些久不露面的老先生，也忍不住过来拜访。
    其中，就包括蔡季襄先生。
    当苏亦听到蔡季襄想要跟苏秉琦先生见一面的时候，苏亦也有些意外。
    他对於这位老先生不熟悉，隱约记得谁曾经提及过五十年代成立长沙工作队的时候，夏鼐先生曾经跟对方打过交道。当然，也不算陌生，前世看过李零的相关著作多少了解对方的生平事跡。
    只是没有想到他和苏秉琦先生也有交集。不过，当苏秉琦先生从高至僖的口中得知蔡季襄先生目前还抱病在身的时候，苏秉琦也没让蔡季襄先生过来湖南宾馆这边，而是直接上门拜访，不仅如此，还打算把苏亦带上。
    这样一来，苏亦也没法干其他事情，只能陪同苏秉琦先生去一趟蔡家。
    蔡季襄先生不是考古工作者，而是收藏家，甚至，在民国时期，可以说是文物贩子。
    1951年，蔡季襄由湖南文管会副主任陈浴新介绍进入文管会工作，他才將家中所遗留的不少文物全部捐赠给国家，其中有许多珍贵文物。
    看出来，苏亦对蔡季襄的故事感兴趣，高至僖就说道，“我听说，在1958年左右，他准备將其所存文物销往国外，已在广州装箱，湖南有关方面闻讯后，扣押了这批文物。结果，他因此坐了一个月牢。后来，工作人员询问他如何处置这批文物，他就说全部文物捐献给国家，国家因此还奖励了他一笔钱。”
    说到这里，高至僖又说道，“这批文物有蓬八斗六升”铜方壶、带漆铜剑、髹漆木楷铜矛、龙凤纹鍇银饰漆盾、三合石印、长沙元年”铜鼎等等，其中最富盛名的属战国人物龙凤帛画。”
    这就有些离谱。
    因为，苏亦知道，以上这些青铜器都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但是，经过这么一出，蔡先生的人生轨跡也发生改变，不再贩卖文物，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抢救珍贵文物之中。他从各地物资储备处、废铜仓库中清理文物数以千计，使不少珍贵文物免遭付之一炬的厄运，可以说，这一块，他功不可没。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
    听到这个，苏亦就感兴趣了。
    四羊方尊啊！
    这玩意，太出名了。
    高至僖说，“这件国宝级文物原已碎成20余块，是蔡先生从人行湖南分行的仓库中找出来的，然后呕心沥血修復，重现此尊风采。”
    “没有想到蔡先生还是一个文物修復高手啊？”
    “是的，蔡先生修復文物很有一套，比如用蜡封”的方法保护漆器，用蒸馏水浸泡竹简，效果很好。后来他还应邀赴河南帮助处理信阳出土竹简，成功复製了西江漆奩、战国毛笔、战国大伞、羽筋，並临墓了战国人物龙凤帛画等等。”
    听到这话，苏亦感慨不已。
    確实是一位牛人！
    难怪苏秉琦先生要登门拜访！
    这个时候，苏亦好奇，问道，“我听说四羊方尊的出土地，还是高主任你確认的？甚至还发现了它的残片，有这事吗？”
    对於高至僖说道，“確有其事，没有想到小苏老师，也听过这事了。我当初为了確认四羊方尊的確切出土地点，在寧乡待了三天，应该是最后一天，就是63
    年7月2日，这个日期，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这一天找到了四羊方尊的確切出土地点。主要是当时盛传四羊方尊是在湖南寧乡溈山观音庵出土的，后来，我在寧乡月山挨家挨户去问，发现其实它出土於寧乡月山铺转耳仑。”
    高至僖说起这段往事，依然神采飞扬。
    “至於，发现残片，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时，我赴寧乡黄材调查时，在路上遇到姜景舒兄弟，他们听说我是省博物馆的，主动告知20多年前发现过一件有4个水牛头”的东西，家里还留著一块残片。我见到残片后，猜测可能是四羊方尊上的。”
    顿时，苏亦就竖起大拇指。
    高至僖笑道，“实际上，也不难猜，因为残片上的云雷纹与四羊方尊完全相同。於是，我当时出价15块钱向姜景舒购买残片，但对方不肯出卖。无奈之下，我找到寧乡县文物管理所请求协助。寧乡县文管所派出与姜家有远亲关係的工作人员周佑其落实此事。周佑其歷时將近14年，经过多次劝说，终於说服了姜氏兄弟。前年4月，姜景舒终於將残片捐献给了国家。”
    “还真不容易啊，四羊方尊能完璧归赵，高主任跟蔡季襄一样，功不可没啊！”
    高至僖连忙摆手，“我的贡献不值一提，还是蔡季襄先生贡献大，不过，我跟蔡先生认识的时间也不短了。55年，蔡先生以省人民代表大会列席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將柯强盗骗帛书的经过作了讲述，並將当年签订的契约上交给了省文化局。这一年，我刚从考古工作训练班毕业，分到了省文管会工作。为核实蔡所述內容的真实性，文管会领导派我赴京城找吴存柱，在北大，我没有见到吴存柱本人。后来，吴存柱知道我的来意后，写了一份证明材料，並將和蔡的通信通过校人事部交给了我，表明蔡季襄所说確为实情，我回到长沙后，將所有材料一併上交给了文管会，在此之前，我对蔡先生早有耳闻—一他说，没想到，会以这样一种方式与之结缘。”
    虽然高至僖说的比较乱，他跟蔡季襄认识的过程，还涉及到另外一个故事。
    但是，苏亦也大致知道他提及的楚帛书，应该是1942年9月在湖南长沙子弹库1號楚墓出土的子弹库帛书，它是目前已知唯一的战国帛书，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帛书，也是我国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
    楚帛书长47厘米，宽38.7厘米，內容图文並茂，共分为三卷，分別为《四时令》《五行令》和《攻守占》。
    第一卷现藏於美国赛克勒基金会，第二、三卷原藏於美国史密森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后被归还，现藏於国博。
    它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古代帛书，也是一件千古奇绝的书法作品、楚文化充满想像的浪漫主义艺术作品。
    其內容极为丰富，包括四时、天象、月忌、创世神话等，对研究战国楚文字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有重要价值。
    因为一会还要隨同苏秉琦先生去走马楼一带拜访蔡季襄先生，因此，高至僖就说，“小苏老师要想了解柯强盗骗帛书的前因后果，一会可以向蔡先生確认！”
    苏亦笑道，“那一会，高主任可要帮我说些好话。”
    “那自然，实际上小苏老师在澧县的重大考古发现，蔡先生也得知了，因此，他也非常希望能够见到你一面。”
    在民国时期，能够成为收藏家的人，都是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
    蔡季襄也是如此，因家中殷富，开设有绸缎庄、典当铺和钱庄等，蔡季襄自幼饱读古文诗书，国文基础深厚，才给他走上古董收藏这条路打上良好的基础。
    然而，蔡季襄先生晚年境遇，著实不好，孩子多病，使得他的生活极为拮据，几乎在贫困潦倒中度过。
    他本人今年81岁，苏亦跟隨苏秉琦以及高至僖先生上蔡家拜访的时候，老先生显然做了一番收拾，整个人的形象也经过特意打理，但形如枯槁的模样，就好像风中的残烛，似乎隨时都有可能熄灭，也意示老先生已经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但今天，老先生精神头很不错，见到苏亦三人，开始作揖，“今日贵客临门，寒舍蓬蓽生辉啊！”
    他在文物方面有非常深的造诣，又对战国秦汉青铜器深有研究，跟苏秉琦先生確实有不少的话题。
    至於，苏亦嘛，就是小辈，过来认门。
    两人老先生凑在一起，能聊啥，自然就是忆苦思甜，然后互相恭维。然而，相比较81岁的蔡季襄，今年才70的苏秉琦先生，也算是小了一辈，因此，对蔡先生也极为尊敬。
    聊了一些往事，最终，话题还是聊到小辈上。
    “苏亦小友，乃是我生平所见，最为聪慧的少年人啊，前些日子，从至僖口中得知小友的事跡，也感慨不已，甚至一度觉得小友就是生而知之之人。”
    老先生对於苏亦的评价很高，丝毫不吝嗇讚美之词，说得苏亦都有些不好意思，多少有些脸红，连忙说，“蔡先生谬讚了！”
    这个时候，高至僖適时说道，“四爷，我刚才还跟小苏老师聊到楚帛书之事呢，你可能不知道，当初商先生还打算收小苏老师为弟子呢！”
    蔡季襄兄弟四人，他排行最小，故又名蔡四，因此，就有“蔡四爷”的称呼。而高至僖口中的“商先生”，实际上就是商承祚先生了。
    然而得知苏亦不选择就读中大，而执意就读北大，老先生还朝著苏秉琦笑道，“恭喜秉琦兄，得遇佳徒，实乃幸事！”
    顿时，惹得苏秉琦哈哈大笑。
    然后，蔡季襄就微微嘆气，苏秉琦知道他为何嘆气，就说道，“实际上，我看至僖也颇得季襄兄的衣钵，先生不至於遗憾。”
    顿时，高至僖连忙说道，“这些年来，至僖时常跟四爷请教文物知识，承蒙先生不弃，是我的荣幸！”
    这也算是，一种师徒缘分了。
    这话一出来，蔡季襄也笑了笑，“我前半生家境殷实，后半生穷困潦倒，唯有一些不值钱的文字留在人间，有人珍惜，是我的福分！”
    既然聊到商承祚，聊到楚帛书，老先生也打开了话匣子，还说起子弹库1號楚墓出土的楚帛书。
    “我们长沙子弹库1號楚墓，是一座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战国墓葬，它的位置就是在天心阁东南处，那里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山岗，子弹库就在山岗之中，嗯，诸位都是考古专家，对此应该不陌生才对。”
    苏秉琦跟高至僖不陌生，但苏亦不好意思说他熟悉啊，於是，尷尬笑道，“我还没去过。”
    蔡季襄笑道，“没去过不要紧，以后有机会去即可。”
    然后，老先生开始讲述著他是如何与楚帛书结缘的。
    “42年9月，楚帛书从这里的1號楚墓中被盗墓者发掘出土。嗯，盗墓者之一就是现在在省博考古部担任技工的任全生，解放前，我们长沙儘是土夫子，诸位应该是了解的。我当时就找任全生打听，他说，当初找到了一批铜兵器、漆器、
    木人及一些残碎的纺织品，前者都被他们留了下来，而那件纺织品被当成废品一併送给了古董商唐鉴泉。哎，这帮土夫子，目不识丁，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国宝，实际上，当时也不只有我一个人得知消息，商承祚也得知有楚帛书出土，打算购买，正在联繫时，刚巧我从外地回来，就抢先一步，以3000元法幣將帛书和其他文物买下。”
    说到这里，老先生嘆了一口气，“哎，当时我要不购买，留给商先生购买，估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刚拿到帛书时，帛书被摺叠成数层，放在一个竹篓里，底下还有很多破碎不堪的帛书小块。隨后，我將帛书上的泥土和污秽用毛笔洗乾净，將帛书展开，並对其进行临摹和研究，1944年，我的研究成果印成书，名为《晚周繒书考证》。此书一出，引起轰动，同时也引来时任湘雅医院医师的美国人柯强的窥视。”
    说到这里，老先生还陷入懊恼之中。
    “但因当时照相製版印刷技术落后，没法公布清晰的图片，国际汉学界提出了质疑。48年，我就携带帛书到盛海，想为帛书拍摄红外线照片，显示出一部分文字。我找到盛海一家名为金才记古玩店，托店主金从怡找一家有红外线摄影的照相馆拍摄帛书。恰好，这时柯强托人引见，主动找上门来，说他家里恰好有两部新式红外线摄像机，可代为帮忙。我听信对方的鬼话，没有过多防范，便携带帛书到他住处，结果，对方拿著相机装模作样一番，就藉口镜头出问题，需要帛书放置他家一天。
    我当时急於想弄清楚帛书上的文字，不做多想，隨即留下帛书。第二天，我上门索要帛书，没想到，柯已假人之手將帛书带回美国。
    我大怒不已，立即索要帛书，柯强欺骗我说，拍摄完照片大约一周后就可將帛书寄回。
    无奈之下，我跟对方签下协议，写明帛书价值1万美元，柯提前支付1000美元订金，如到期不寄回，他需再向我支付9000美元。
    一周后，我再向柯索要帛书，又被柯强找藉口一再推脱。此后，三番五次去找柯，对方不断找藉口搪塞我，后来乾脆躲著我，甚至还跑回美国，对方人去楼空，我懊恼不已，为了打探音信，我又滯留盛海一月有余，最终，囊中金尽，无奈折返长沙。
    后来，经过我多番打听，终於得知当时长沙湘鄂印刷公司经理吴爱泯的儿子吴存柱在美国哥伦比亚读书，是柯的学生。
    所以，我立刻去信与吴存柱，请他代我向柯询问帛书下落。隔了很久，吴存柱才给我回信，柯与他见面，却无意还帛书，还说当初协议定的价格太高，希望能与我协商降价。
    我立刻去信告诉吴存柱，说帛书不能卖，並请柯將帛书寄回，我愿意將此前的1000美元订金退还。
    此后吴存柱回信说，柯对退还帛书只字不提，也不愿按约付款。
    我就明白，楚帛书实际上是被抢走了。后来，我才知道，柯强的英文名叫柯克思，在抗日战爭前几年，以雅礼中学教师的身份出现，冒充文化考古学者，掠夺长沙文物。我向有关部门控告此事，最终，还是没有能要回楚帛书，这是我此生的遗憾。
    今天得知秉琦兄，从北大过来。因此，就想拜託秉琦兄代为关注此事，我已经是风烛残年之躯，也不知何时就油尽灯枯，追回楚帛书，已经是有心无力，这件事只能够留给后人来处理了。
    当然，这也只是我一个请託，並非要秉琦兄立即追回帛书，只是想告之此事，了却心中遗憾。秉琦兄以及苏亦小友，也不要有太多的思想负担！”
    实际上，老先生也知道追回楚帛书，希望不大，又想在临终之前，把这件事交代出来，因此，才想上门拜访苏秉琦，託付此事。
    得知此缘由，苏亦也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