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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宿舍夜谈的转变

    王润生老先生派助手到清华园邀请顾寻的消息,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水潭的石子,漾开的涟漪比想像中更快、更广。
    起初只是在小范围內流传。顾寻自己没有主动提起,但那天下午,陈明走进中文系所在的文西楼,向值班老师打听顾寻时,便被有心人留意到了。
    陈明那一身不同於校园师生的、略带体制內沉稳气质的风度,以及手中那个印著“王润生文学工作室”的公文包,足以引起一些人的好奇。
    隨后,系里个別消息灵通的老师,大约是从李敬泽编辑或陈东编辑那里得到了確认,在私下场合提了一句“顾寻那孩子,被王润生老先生叫去家里聊过了”。
    这句话如同投入乾柴的一点火星,迅速在中文系,尤其是高年级和研究生中间引燃了话题。
    王润生!
    这个名字对於学中文的学生而言,分量非同一般。那是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是活著的文学传奇,是许多文学青年心中高山仰止的存在。
    这样一位深居简出、几乎不再见客的文坛耆宿,竟然主动邀请一个大一学生到家中敘谈?
    这背后蕴含的信息,让不少人重新打量起顾寻这个平时沉默寡言、衣著朴素、似乎只专注於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农村学生。
    消息自然也传到了周鸣他们宿舍他们的耳朵里。
    周鸣的另外三位室友也加入討论,周鸣,马京涛,赵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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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听到时,周鸣几乎是不信的。“王润生?请顾寻?不可能吧?是不是弄错了?”
    他当时正和赵红兵在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听到旁边两个研究生低声议论,下意识地反驳。
    赵红兵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神闪烁不定:“空穴不来风。陈明我好像听我爸提过,是王老晚年很信任的一个助手,帮他处理文稿和联络事宜。如果真是他亲自来学校找顾寻,那这事恐怕是真的。”
    马京涛当时不在场,后来听说,沉默了半天,只说了句:“王老看人,自有他的道理。”
    语气复杂,听不出是服气还是別的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顾寻能隱约感觉到系里一些目光的变化。以前,那些目光或许是好奇、探究、甚至带点不经意的轻视;现在,则多了几分审视、掂量,乃至一丝不易察觉的客气。
    连在食堂打饭时,偶尔会有不熟悉的同学对他点头示意,或者在走廊里遇见时,对方的笑容似乎也真切了些。
    他对此依旧平静以对。该上课上课,该去图书馆去图书馆,该整理资料整理资料。
    王老的赏识是前辈的厚爱,是对他创作方向的肯定,但並不会改变他作为一名学生的本分,也不会让他对人际关係的微妙变化生出任何骄矜或忐忑。
    他清楚,真正的尊重,终究要靠作品说话。
    然而,变化的跡象还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直接呈现了。
    那是一个周二晚上,距离拜访王老已过去一周多。
    宿舍里顾寻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就著檯灯的光,对照著从过刊库抄来的数据和案例,完善《旱塬纪事》中关於早期乡镇企业管理混乱的一个情节设计。
    九点半左右,宿舍的门被敲响了。
    靠门的陈建国跳下床去开门,看到门外的人,愣了一下:“周鸣?”
    门口站著的,正是周鸣。他今天穿了件浅灰色的夹克衫,头髮梳理得很整齐,手里没拿书,神情看起来比平时少了些矜持,多了点刻意维持的平静。
    “找顾寻。”
    周鸣对陈建国点点头,目光径直投向屋里顾寻的背影。
    顾寻闻声转过头,看到周鸣,也有些意外。他们虽然同在读书会,但私下几乎没有任何交集,更別说周鸣主动来宿舍找他。
    “陆同学,请进。”顾寻站起身,从床下抽出自己那张方凳,“地方简陋,坐。”
    王维也从习题中抬起头,推了推眼镜;陈建国关上门,挠挠头,坐回自己床上,一副准备看热闹的姿態。
    周鸣走进来,没有立刻坐下,目光快速扫过这间略显拥挤、陈设简单的宿舍,在顾寻堆满书籍和笔记的书桌上停留了一瞬,才在方凳上坐下,腰背挺得笔直。
    “没打扰你们吧?”
    他开口,语气还算客气。
    “没有,刚在看书。”
    顾寻坐回自己的椅子,平静地看著他,“陆同学有事?”
    周鸣似乎斟酌了一下措辞,才说:“听说你前段时间,去拜访了王润生老先生?”
    消息果然传开了。
    顾寻点点头:“是。承蒙王老错爱,去聆听了一些教诲。”
    “王老身体还好吧?”
    周鸣问,语气里带著对长辈应有的尊重。
    “精神还不错,只是年纪大了,说话久些容易疲惫。”
    “那就好。”周鸣顿了顿,话锋转入正题,“其实今天来,是想跟你聊聊关於创作的事。之前读书会上,听你提到在准备一部长篇,关注农村改革?”
    顾寻心中微动。周鸣主动找他谈创作?而且话题从之前隱含贬义的“穷酸题材”,转向了中性的“农村改革书写”?这態度转变不可谓不明显。
    “是在准备。”顾寻坦然承认,“暂名《旱塬纪事》,想写写黄土坡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的变化。”
    “跨度不小。”
    周鸣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敲。
    “农村改革是篇大文章,涉及土地制度、基层组织、產业结构、人口流动、观念变迁方方面面。你想从哪个角度切入?或者说,你的核心关怀是什么?”
    这个问题提得相当內行,也相当直接,甚至带有一丝考校的意味。
    但比起之前那种居高临下的评判,更像是一种平等的、专业的探討。
    顾寻没有迴避,清晰答道:“核心关怀,是记录在这场深刻变革中,普通农民具体而微的命运轨跡和精神图景。”
    “我不想把它写成政策图解或成就宣传,而是想通过几个典型人物和家庭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选择,展现变革的复杂肌理、取得的实绩、面临的困境,以及人性在其中的坚韧与微光。”
    他顿了顿,补充道:“角度上,会尝试城乡互动的视角。不仅写农村內部的变化,也写农村与外部城市的勾连与碰撞,试图更完整地呈现这场变革的社会全景。”
    周鸣听得很认真,等顾寻说完,他沉吟片刻,才开口道:“这个立意有格局。城乡互动,这个视角確实能打开更丰富的敘事空间。”
    他话锋一转。
    “不过,农村题材写作,容易陷入两种窠臼:一是沉溺於苦难渲染,流於表面化的诉苦文学;二是沦为政策传声筒,失却文学本身的审美品格和批判力度。你怎么看?又如何避免?”
    这问题更尖锐了,直指农村题材创作的核心难点。
    旁边的刘建军都屏住了呼吸,王维也放下了笔。
    顾寻神色不变,略微思考后答道:“我认为关键在於,是否真诚而深入地理解了苦难的复杂构成,以及是否將人而非政策置於敘事中心。”
    “我理解的苦难,不仅仅是物质的匱乏,更是精神上的困顿、选择上的艰难、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撕裂感。写它,不是为了展览痛苦,而是为了呈现人在其中的尊严、韧性、智慧和微小的胜利。
    就像我写《坡上宴》,重点不是乡亲们多穷,而是他们在极端困难中依然愿意押宝於一个孩子未来的那份深沉情义和集体期盼,那是苦难中迸发的人性光辉。”
    “至於避免成为政策传声筒。”顾寻继续道。
    “我认为作者需要保持独立的观察和思考。政策是背景,是推动力,但落到具体人物身上,会產生千差万別的效果和反应。好的作品应该呈现这种复杂性,而不是简单地將人物命运与政策效果直接掛鉤。要写出政策执行中的地方性知识,基层的变通、扭曲、创造,以及普通人在其中的適应、利用或无奈。”
    周鸣听著,眼神中之前的审视渐渐被一种专注的思索取代。
    他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有道理。地方性知识这个词用得好。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之间,確实存在巨大的张力空间,这是文学可以深耕的富矿。”
    他身体微微前倾,似乎来了谈兴:“你刚才提到城乡互,具体在敘事上怎么体现?比如,你设计的人物,会如何与城市发生关联?”
    顾寻见他问得具体,便將自己构思中的几条线索简要说了说。
    他讲得清晰扼要,既有整体架构,也有具体细节,显然经过深思熟虑。
    周鸣听得入了神,不时插话追问细节,或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的问题开始变得务实,不再是空泛的理论爭执,而是具体到某个情节是否合理、某个人物动机是否充分、某种时代细节是否准確。
    甚至,他还结合自己寒假去深圳调研的见闻,对顾寻设计中关於早期打工者的一些情节,提出了补充建议。
    “深圳那边,最早去的民工,很多不是直接进厂,而是先在建筑工地。包工头制度非常原始,剋扣工资、人身控制很常见。你说的刘满仓如果走这条线,可以加入更多这方面的细节,更能体现那种无序和残酷。”
    周鸣说道,语气已经完全是討论而非指导。
    “这个信息很宝贵,谢谢。”
    顾寻真诚地说,“我手头关於早期民工的资料多是宏观描述,缺少这么具体的案例。如果你方便,以后可以多分享一些这方面的观察。”
    “可以。”
    周鸣答应得很乾脆,“我那边还有些採访笔记和照片,回头整理一下,你可以参考。”
    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討论著,从人物塑造到情节推进,从时代背景的考证到具体细节的真实性,话题越聊越深,不知不觉过去了快一个小时。
    宿舍里其他三人早已从最初的好奇围观,变成了安静的旁听。刘建军偶尔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王维则不时在草稿纸上记下什么,陈建国则听得津津有味,虽然有些地方不太明白,但能感觉到討论的“高级”。
    直到宿舍楼的熄灯预备铃尖锐地响起,两人才猛然惊觉时间已晚。
    周鸣意犹未尽地站起身,脸上罕见的带著一种专注討论后的光彩,之前的矜持和疏离感淡去了许多。
    他看向顾寻,语气复杂,但最终化作一句:“顾寻,你的创作计划,比我想像的扎实得多。这条路不好走,但值得走。以后有什么需要討论的,或者需要查什么资料,可以到308找我。”他报了个宿舍號。
    “谢谢,一定。”
    顾寻也站起身,送他到门口。
    周鸣走到门口,又停下,回头补充了一句:“王老眼光確实厉害。”说完,点点头,转身走进了昏暗的走廊。
    顾寻关上门,宿舍里一片安静。几秒钟后,刘建军第一个蹦起来,压低声音兴奋道:“我靠!老顾!周鸣啊!他居然主动来找你聊创作,还聊了这么久!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王维推了推眼镜,冷静分析:“態度的转变,应该和王润生老先生对你的赏识有直接关係。这等於在专业领域,给你盖了一个含金量极高的认证。周鸣他们虽然。
    嗯,有些背景,但对真正有分量、有传承的文学权威,还是尊重的。你的创作构想本身也经得起推敲,这才是根本。”
    陈建国则嘿嘿一笑:“管他为什么,反正我看他后来那样子,是真听进去了。老顾,你刚才说得那些,啥地方性知识、城乡互动,虽然我不全懂,但听著就靠谱!比他们平时扯那些虚头巴脑的理论带劲多了!”
    顾寻笑了笑,没说什么。
    他走回书桌前,借著最后一点灯光,將刚才討论中碰撞出的一些新想法快速记在笔记本上。
    对他而言,周鸣態度的转变,固然有王老影响力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或许是他所呈现出的那种清晰、扎实、充满诚意的创作姿態,本身具备了一种说服力。当討论从浮於表面的褒贬,深入到具体的创作难题时,出身、圈子、衣著这些外在標籤便自然褪色,思想的深度和准备的充分程度,成为了唯一的衡量標准。
    这次意外的夜谈,像一个小小的分水岭。它意味著,至少在中文系这个小圈子里,顾寻不再仅仅是一个“写农村苦难题材”的另类学生,而是一个被文坛耆宿认可、创作计划颇具分量和潜力的“青年作者”。
    他的作品和观点,开始获得一种更严肃、更专业的对待。
    当然,顾寻心里明白,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考验,永远在於能否將宏大的构想,转化为真正有血有肉、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旱塬纪事》这座大山,还需要他一寸一寸地去开凿。
    熄灯了。宿舍陷入黑暗。
    顾寻躺到床上,耳边还迴响著刚才的討论。周鸣提到的深圳早期民工状况,为他的人物提供了更残酷也更真实的背景;而他自己关於“地方性知识”和“政策与实践张力”的阐述,似乎也让对方有所触动。
    这或许就是李编辑所说的“交流切磋”的意义所在吧。
    不同背景、不同视角的人,只要基於对文学和现实的共同关切,总能找到对话的基础,並在碰撞中彼此照亮。
    窗外月色朦朧。
    路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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